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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园复制的云南傣族曼飞龙塔，塔尖上的“天笛”似乎在应和着不远处鸟巢中发出的 奥运赛场上热情的欢呼。

有“桥梁活化石”之称的浙南畲族木拱廊桥—“茶堂桥”，它已经历三百多年的风雨，怀中曾留下当地百姓真切的生活印迹。2005年，它来到新家—北京中华民族园。

水碾坊是可以入诗的田园风景。它那吱吱呀呀、伴人入梦的转动声和磨出的米香是机器工业时代绝迹了的。上图这座便是中华民族园中仅存的北方最后一座水碾坊

　　在大都市“钢铁森林”的包围圈里，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现代化建筑群中，有一处由各民族原生态建筑和各色庄稼地组成的园林，当你身处其中，就会体会到华夏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和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我的一位研究科学史的朋友曾经这样质问我：凭什么你一边享受着现代化的一切优势，一边却要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以继续穷困的代价保守着原生态的生存环境供你欣赏？这个问题挺尖锐，我当时没有给出答案，也没找到解决问题的两全办法。后来有一件事似乎让我看到了一线希望：2004年9月，北京中华民族园与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英川镇政府签订了协议书，将在英川一级电站建设中不得不拆除的一座古廊桥，移至中华民族园内畲族博物分馆恢复保护。

　　这的确是个不坏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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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史上的活化石：古老的茶堂桥

　　这座古廊桥名为“茶堂桥”，修建于清朝康熙三十五年(1696)，原来坐落在浙江南部景宁县英川镇的木耳口村。按建筑学的说法，为“木构伸臂起拱廊桥，全长61.5米，宽4.88米，净跨26.7米，廊屋十五间，歇山顶，柱架抬梁式，桥两侧分置挡风板。”这座“编梁式木拱廊桥”意义非同寻常。

　　中国山川众多、江河纵横，是个桥梁大国，在古代无论是建桥技术还是桥梁数量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中拱桥在我国桥梁史上出现较晚，但拱桥结构一经采用，便迅猛发展，成为古桥中最富生命力的一种桥型。1954年，著名桥梁史学家唐寰澄在故宫看到《清明上河图》时，为画中汴水上一座拱桥“感到无比的激动”，说它是“我国独有的一种大跨度木拱桥。”这座形若彩虹的桥梁被认为是中国在世界桥梁史上的独特创造，人们曾把它与河北赵县的安济桥、泉州的万安桥、潮州海阳县的广济桥，并称为中国四大古桥。可惜，这座“虹桥”似乎与干涸淤死的汴河河道一起，随着历史的尘埃湮灭了，此后难觅踪迹。直到上世纪80年代，桥梁专家们发现这样美丽的虹桥并非只是存在于历史的记忆中，在浙南与闽东北交界的山区就藏匿有“虹桥”的身影，只不过长期以来“藏在深山人未识”。在当时专家的眼中，这几乎等于发掘出了一座中国古代桥梁科学技术的“侏罗纪公园”。

　　浙南的“编梁式木拱廊桥”现已被誉为“桥梁史上的活化石”，是中国传统木构桥梁中技术含量最高的一种，“可以说是世界桥梁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品类。”唐寰澄曾如此说。毫无疑问，景宁县的这座茶堂桥就在此列，是一座“桥梁活化石”。

　　浙南山区的廊桥并不只具有桥的功能，而是结合了桥、亭、庙等建筑的功用。不但为路人提供避风遮雨、避暑纳凉、歇脚停担之所，还成了人们交流信息、易换物资的肄市，它的交通功能和人情味已经不可分地结合在了一起。只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经千年沧桑的廊桥，其使用价值和功能已悄然退出历史舞台，千百年来见证民间百姓生活情境的木拱廊桥，如今大多被废弃了。景宁的茶堂桥便是中华民族园从当地水利工程中救下来的一座。“尽管当地工匠在这里复原建筑的时候，园区工作人员记录了一部分制作工艺，但如今很多老工匠已经撒手人寰，这些必须在实践中灌输的造桥绝技的要领和诀窍，不知道会不会失传。” 中华民族园的工作人员对我说。

　　值得一提的还有被中华民族园复建来的另一处畲族人居文化遗产。那是一座畲族古民居，始建于清朝康熙五十五年(1716)，原是福建省福安市溪潭镇马山村的畲族雷氏老宅，是这个地区畲族传统民居建筑样式的代表，曾濒临倒塌废弃。2004年，中华民族园将其落架复建于畲族博物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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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唱：北方最后一座水碾坊

　　类似茶堂桥这样的复建项目在民族园中比比皆是。而1：1的建筑比例、原汁原味的建筑材料、来自原地的建筑工匠，这三项几乎成为中华民族园复建民族建筑的标准。“这才能完成该民族景区的‘神气’。”中华民族园园长王平女士这样说。

　　“最神的是修建维吾尔族苏公塔的老工匠，”王平告诉我们，“不用工具，只靠目测，就能感知砖石堆砌的准确位置，砌出的墙不偏不斜，精准到位！” 苏公塔又称额敏塔，原址位于吐鲁番市东郊2公里的木纳村，它是清朝名将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所建。最难得的是，这座44米高的塔内部结构不用一根木料，而是在塔中心用砖砌出72级螺旋式阶梯当作中心柱体，既代替木结构支撑加固了塔身，又可作梯攀登通达塔顶，这是木材奇缺的吐鲁番维吾尔族建筑大师们创造的具有伊斯兰建筑风格的艺术珍品。复建苏公塔，中华民族园就是用新疆当地的土烧制成砖后运来北京，并由当地的工匠来建设的。同样，藏族建筑中的白玛草、布依族建筑中的贝页岩、苗族建筑中的杉木、彝族建筑的木瓦板等，也是跟当地的工匠一起来到北京的。王平还笑着告诉我们，当时有一些工匠来北京是冲着“为毛主席建家乡”的目的来的，可以想见那些老工匠们心中的热情。

　　在各民族工匠的精工巧制之下，木结构的吊脚楼、木楞房，石结构的石板房、碉楼，草木结构的“千条脚”、船形屋等各具特色的民族建筑在首都北京的这块园林区—中华民族园建立起来。民族建筑可以最直观地表现出每一个民族地区的人文地理状况。56个民族的特色建筑正是这座以民族人类学为特色的人类学博物馆的核心内容。不同地区的民族建筑，不仅表达出这个地区的生态情况与居住人的关系，也是当地民族生存状态最直接的反映。

　　这里有个小故事。2007年，王平在青海某土族聚居地考察时，意外发现了中国北方已经绝迹了的水碾坊。“南北水碾坊的结构是不一样的，现在常见的都是南方的水碾坊，这是个重大发现。”喜出望外的她立即花重金将它买下，并请当地的老工匠拆除后运到北京，按原址模样，使用当地工艺重新搭建起来。它可能是北方水碾坊工艺的绝唱—如果留在原处不加保护，随着城市乡村不可遏制的发展建设，谁知道这个“宝贝”会有什么下场。一边继续游览中华民族园，我一边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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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民历史观：探寻人类历史的根

　　攀登上一堆刻画着藏传佛教传说和各种佛经的巨石群，赫然一片“拉萨”景色出现在眼前，这里是中华民族园最高的民族分馆—藏族博物馆。在大昭寺前，完么多杰正在和其他几个藏族小伙子一起粉刷墙壁。他告诉我们，这些涂料都是用藏区特有的矿物质、由藏族工艺制作的。热情的藏族小伙子带我们参观了独具特色的擦擦展览室。“擦擦”是藏传佛教中一种用凹型模具捺入软泥等材质，压制成型脱范而出的小型泥佛或佛塔。这些擦擦分为四种类型，有普通的泥擦、用高僧们的骨灰和泥做成的骨擦、将脱水处理出的大师体液混合泥土制成的布擦(藏语“布”意为法体)，以及用藏药药水和泥做成的药擦。在西藏，人们常将擦擦放置在随身携带的嘎乌即护身佛阁内供奉，或放置在藏民们认为有灵气的任何地方，如圣山洞窟、圣湖边、玛尼堆和转经路上。这些泥模佛像，相对那些高大的铜造像来说虽显得较为粗糙，却完全忠实于造像仪轨，是最深入普通藏民生活的佛像，反映了佛教最贴近民间的文化生态。展览室中还展出了制作擦擦的合金模具。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些擦擦模具从民间收集过来，或已绝版，或已经具有上百年历史，弥足珍贵。

　　跨过西藏景区，我们开始走村串寨，过河流、走小桥、跨梯田、上山寨、下坝子，羌族、景颇族、鄂伦春族、朝鲜族、台湾少数民族、傣族等民族的自然村寨一一再现。耳边响着鸡鸭鱼鹅的哗闹声，空气中飘动着稻谷的花香，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风情万种的乡村风景画。在纳西族景区，有一位来自丽江的22岁东巴杨万增，我们见到了他抄写的《东巴经》—一部用原始图画象形文字书写的经书，一般人不易释读，一直被视为“天书”。 杨万增告诉我们，这种经书用当地一种木本植物皮所制的厚棉纸(俗称东巴纸)订成册，用锅烟灰拌胆汁制成的墨及自制的竹笔进行书写。“东巴象形文字常用字有1600多个。现在很多纳西族人已经只是能看懂，而不会读不会写了。”东巴杨万增说。

　　节庆活动最能体现各民族鲜明的文化特色。中华民族园当然不会漏掉这一重要民族文化元素。比如在北京三月的初春，天气虽然寒冷，可苗家少女已经满身插着象征春天到来的花朵，手捧着装满米酒的牛角站在村寨门前，向进寨的每一个游客敬上一口拦路酒，表示欢迎来过“姐妹节”。当姐妹们拿着象征着爱情的鞋垫、花米饭，向被选中的“意中人”走过去时，这位客人必须参与到定情人的游戏中去。当苗家姑娘从花米饭中找出一根松针时，表示这对恋人还需要时间再了解，男青年要送花针给女青年去编织“花样”；当另一个姑娘又从花米饭中取出一个小香包时，表示她已满意意中人，并表示要嫁给你。这时花米饭中的竹叶、辣椒、大蒜等等物品，已表达出了每个苗家姑娘要对意中人说的心里话。当然选中的男青年非常兴奋，选不中也没关系，来年再来应试。

　　走到这里我有一个感觉，我们在中华民族园中看到、听到、触摸得到的无不是各个民族最基层的生活风貌，是各民族“庶民”的风俗、娱乐、文化、信仰。虽然都说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然而在常见的历史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往往是帝王将相、王侯贵族的珠宝玉器或宫廷印记，体现普通人真实生活的文化和生活器物，却往往被人遗忘，绝大多数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而恰恰就是这些百姓生产和生活用品，却是人类生命文化的写照，是我们的历史的根。在中华民族园的展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民族老百姓生活中的老家什和老物件，有各色出行用的车，谈婚论嫁的闺房，生儿育女的育婴房，以及农耕农具、纺纱织布机等。还有形式各样的门，每个人的生活无不开始于“门”，入必由之，出必由之。仅这些门钉、门神、门镜、门符，就好像为我们还原了那些逝去已久却不曾留意的历史记忆，个人的历史记忆，当然也是庶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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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公园的文化中心：都市里的村庄

　　与庶民历史观相似，在人类历史上，最能体现地理环境与人文文化有机结合的社会组织，不是城市，而是因地制宜、依山傍水的农村自然村落。中国各民族的生存方式及居住环境都与大自然紧紧连在一起。与大山、旷漠融合在一起的村寨，已不是纯自然的风光，而是人类创造的产物。它不仅符合人性需要，也符合大自然的需求，人与自然经历了千万年的磨合，在不同的地域产生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生存文化特征。因此，“自然村落”成为中华民族园最突出的特色。这些“村村寨寨”在被选择为景区特征时，已不是仅仅作为人类居住环境而存在，而是作为人类生命精神的写照，记录着人类历史丰富的文化信息。

　　在中华民族园，随处可见的农作物就好像普通公园里的鲜花和草坪，然而比它们更具文化价值。人们进入园区时，眼前会意想不到地出现层层的梯田、水稻、菜花地，更想不到这些极简单、极普通的庄稼的“美”，在北京这个大城市中心再现。从一般意义来说，它们都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无法与具有欣赏价值的花草绿林并提，更是难以登入文化的大雅之堂。但正是它们，在重新进入城市，并集体登入文化殿堂做为人类学博物馆的一部分时，它们的价值会发生彻底变化。把“庄稼”引进城市园林，用自然的审美观以及人类生存的文化观对待这些庄稼，是民族园对城市园林文化的创新。

　　在这些村寨中，我们会看到侗寨景区的水稻田。春天犁田、插秧是一景；夏天绿油油的禾苗随波翻动又是一景；秋天金黄色的稻谷和随风飘洒的稻花香会让人流连忘返；冬天的第一场雪会把田埂、谷垛、收割后的景色装饰得更加朴素、清新。在一架架高大的水车衬托下，这片纯农作物式的园林景观达到了人文环境中极高的境界。而在彝寨景区，则是高原高寒地区的土梯田。当第一季庄稼以金黄色的油菜花去点缀青稞时，“麦苗儿青来，菜花香”的景色在民族园独树一帜，迎来季节观赏价值的高潮。荞麦花开时，一片片粉红、白色的小花，象云彩一样的铺满层层土地，采蜜的蜜蜂、蝴蝶和一些不知名的小虫、小鸟忙碌其中，形成一幅奇妙的高原风光图。在这里，不仅区别了不同民族的地理环境，更营造了一种人与大自然和睦相处的氛围。

　　据说，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携夫人前来参观游玩时，加利夫人置身于花木农田之中，兴奋地表示“现在我真想脱下鞋子！因为我好像回到了我的小时候！”

　　事实上，这座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景观大道西侧、占地50公顷的大型综合性人类学博物馆，在建设之初，却是在城市“钢铁森林”的包围圈中拼争出来的。

　　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王平正打算在北京建造一座表现各民族文化及生活环境的主题公园。在海外华侨华人的资助下，民族园的项目正式启动，只是地址尚未选定。与此同时，北京开始了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筹备工作。中国奥委会曾邀请外国友人考察刚刚完工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外国友人在参观后诚恳地指出了北京申奥工作的软肋：即过于注重现代化体育场馆建设，而忽视了对本国民族文化特色的展示。“只靠钢铁森林是无法申办奥运会的。”一位专家表示。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对此非常重视，机缘巧合下找到了在中国艺术品总公司任职的王平，希望王平的民族园项目能够落户奥运场馆周边。事关申奥大事，王平意识到这个项目已经被赋予了非凡的意义，她毫不犹豫接下了重任。1992年10月，“中华民族园”破土动工了。

　　在一千余户居民拆迁完的空旷土地上举目四望，周围尽是高大的现代钢筋混凝土建筑。“城市人需要什么？首都需要什么？奥林匹克公园又需要什么？”这是民族园建设者当时思考得最多的问题。

　　在“钢铁森林”的包围圈里，只有把“生态环境”引进，造“山”造“势”；把“人文地理”引进，造“村”造“寨”；把“庄稼”引进，造“林”造“彩”；把“少数民族”引进，造“歌”造“舞”—这样，才能让园林真正活起来。这也就意味着要把现代城市中“最不自然的景色”溶入城市，从而在北京的中轴线上产生“传统(皇家：故宫，明十三陵)—现代(城市：现代建筑)—自然(农村：民族园)”这种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新“精神”组合体。

　　1993年，北京以2票之差负于悉尼，痛失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而这倒是给中华民族园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缓冲时间，这座“新精神”园林得以更加稳健扎实地进行设计建设。1994年6月，中华民族园一期的北园工程竣工开放，当时建有16个民族分馆。二期的南园工程1997年开工，2001年9月竣工开放，南北园共建成44个民族分馆，“中华民族博物院”也在园中正式落成。2002至2008年则继续民族分馆的建设，2008年7月，所有56个民族分馆全部落成。

　　作为国家奥林匹克公园规划中第一个完成的项目，中华民族园是展现“人文奥运、科技奥运、绿色奥运”的绝佳窗口。“观看奥运之余，中华民族园也是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民族文化的方便去处。届时，这里的汉族馆部分还将被划归英国奥委会‘奥运之家’的驻地，英国奥运代表团一切社交和新闻活动都将在这里进行。”王平向我们介绍，“为了把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的奥委会驻地设在民族园中，英国政府甚至曾经不惜动用外交途径，以下届奥运会主办国身份与我国政府展开了磋商。”王平的语气颇有些自豪。

　　有专家认为，世界上很多国家在民族文化保护方面并不如中国好。“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现在开始反思自己当年的民族政策，开始加大对少数民族、土著人的保护力度，补偿给他们很多钱。但文化是无法用钱补偿回来的。”王平说。

　　此话有理。